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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爱好者应该都熟悉20世纪最伟大的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那两部最具代表性的电影——《大独裁者》和《摩登时代》。
在《摩登时代》里卓别林饰演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
他的工作是给机器拧螺丝，然而机道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他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跟上工厂主给机器制定的运转速度，最后他被卷入了旋转的齿轮，整个工厂也陷入了混乱。
在这部电影中，那个被讽刺的人就是“效率至上论”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w.泰勒。
电影《摩登时代》
泰勒设计了一个分工系统，通过这套系统，管理者几乎可以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以及每个工人的每一个动作。
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泰勒主义”，泰勒主义的目标是确定在最佳条件下完成任务的最短时间，并把它设定为提高效率的标准。
效率至上信条：
家务效率运动和小泰勒主义者
在20世纪初，泰勒革命只是发生在工厂车间。但人们在使用“效率”这一词的时候，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流行杂志上铺天盖地的文章都在向女人灌输“做进步者，加入效率运动”的思想。甚至在广受欢迎的杂志《女性之家》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教导家庭主妇在做家务时也应该更加科学和高效。
尽管家庭是向全社会推广泰勒主义的起点，但最终成为“效率工程”的导师、领导者、仲裁者和执行者的却是学校系统。
人们运用科学管理原则，依照工厂的样子对学校进行改造，把孩子们塑造成“小泰勒主义者”，以为这样他们就能为面对“明日世界”的机遇和挑战做好准备。
在这种新模式下，标准化测试和数字打分成为一种常态，面对事物时思考“为什么”的古老思想传统被抛出脑后，让位给了狂热推崇效率者对“如何进行优化”的追求。
效率成为了衡量表现的主要标准，每项任务都被严格限定了截止日期，知识被分割成了孤立的学科——这种分裂的教育目的在于把学习简化为完成指定的学术任务，学校系统的好坏通过标准国家考试的通过率来评判。
20世纪的教育几乎完全致力于把学生塑造成”泰勒主义者”，好让他们将来可以在工商业的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
亚马逊：一切为效率服务
如果说泰勒主义在工厂车间中主导了20世纪，那么“亚马逊人”则将泰勒主义的愿景带入了21世纪。
亚马逊的一切工作，都与衡量、管理和超级高效有关。
但一个人的乌托邦梦想，往往是另一个人的反乌托邦噩梦。
贝佐斯的巨大仓库及其自动化控制系统、无处不在的监控和数以千计的移动机器人，都通过“算法物流指导网络”进行同步，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个肮脏的事实：即使配备了这些高科技设备，整个系统的成败还是落在120万名员工的肩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工资低廉，工作的环境也很差——虽然现在有了空调和消防设施。
亚马逊引以为豪的是它的绩效准则和管理，还有员工超负荷工作的状态——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当因为常人难以忍受的工作节奏和工作量而“抓狂”时，他们得到的不是安慰，而是主管的告诫，提醒他们应当“咬牙挺住”。
亚马逊要求管理层和白领员工724全天候待命。在管理会议上，员工们被要求“互撕”，抨击团队其他同事缺点、错误和无能，管理层认为这会激励员工超越自己的极限。
所有的员工，从新入职的初步筛选到后面逐级晋升，都在不断接受“绩效改进算法”的评估，每一次效率的提高或损失都会被实时记录。
自由记者艾米丽·君德斯贝格到印第安纳州的亚马逊仓库进行“卧底”，并在她的书《上班时间：低薪工作对我的影响及其如何逼疯美国》中生动详细地讲述了这段经历。
君德斯贝格是一名“拣货员”，负责从库房中找出指定的物品并将它们从货架上搬下来，然后将它们放到自动化机器人上送到下一个处理环节。
亚马逊员工及美国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支持工会
她将位于亚马逊金字塔底部的“订单执行中心”的工作描述为“半人半机器生物的工作”。
她腰上佩带一支扫描枪，这可以随时随地监控她的位置，并引导她完成任务，记录用时。当一个任务全部完成后，扫描枪马上就会显示下一个要执行的任务，几乎没有休息的空闲。
由于厕所少，而且通常距离巨大的仓库非常远，君德斯贝格上一次厕所需要10分钟。她说：“你在每11小时的轮班工作期间最多只有18分钟，而如果你的扫描仪报告你在工作中耽误了太多时间，经理会来找你谈话。”
许多员工表示，他们在轮班之前和轮班期间不喝水或其他任何液体，这是他们唯一的办法。
亚马逊只不过是新泰勒主义时代最成功的新公司。泰勒对于商业运作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他对效率的痴迷已经渗透到人类能动性的骨髓深处，改变了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这不仅对人类心灵有害，也对自然世界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效率至上主义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我们今天所看到并经历的气候变暖、空气污染、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等现象，都是人类在追求效率的单一价值中产生的恶果。
大自然并不是一种为我所用的“资源”，我们只是过客。
韧性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19世纪，蒸汽驱动印刷和电报、富足的煤炭和国家铁路系统上跑着的机车，三者匹配在一个共同的基础设施框架中，给社会提供通信、电力和机动能力，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由国家政府监督的国家市场。
在20世纪，集中式电力、电话、广播和电视、廉价石油，还有国家公路系统、内陆水道、海洋、空中走廊的内燃机运输统统会聚在一起，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郊区的兴起、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机构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
今天，我们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中，数字化宽带通信互联网与由太阳能和风能供电的数字化大陆电网融合，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建筑不再是被动的、封闭的私人空间，而是潜在的、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节点实体。
可以看出，每一次基础设施的革命都体现了维持集体社会存在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新的通信形式，新能源和电力，以及新的运输和物流方式。
当这三项技术进步出现并无缝、动态地结合在一起时，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如何运行和管理日常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也就是其中的“交流沟通、能源助动，以及人、物搬移”。
然而，其结果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脆弱的社会，容易受到意想不到的大规模破坏——日益严重的气候灾害、流行病和恶意软件入侵，这威胁到整个社会、自然环境、经济，以及所有地球公民的健康和福祉。
短期效率与长期韧性的权衡，最明显的莫过于美国那摇摇欲坠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
例如，美国在地面上建造了国家电信和电网基础设施，以节省在地下铺设电缆的费用。现在，几乎每一个季节人们都要经历电话和输电线故障，导致大规模通信终止和停电，这是由全球变暖引起的洪水、干旱、野火和飓风造成的，每年给美国经济和社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在新书《韧性时代》中，作者总结了一些在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智能数字基础设施转变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基本经济变化，这些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表明我们对经济生活的构想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从所有权到使用权，从卖方-买方市场到供应商-用户网络，从模拟官僚机构到数字平台、从金融资本到自然资本，从生产力到再生力，从负外部性到循环，从全球化到全球本土化，从地缘政治到生物圈政治，等等。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是一种过渡型的经济范式——一部分仍被锁定在旧的工业经济模式中，而另一部分却表现出新兴韧性革命的许多特征。
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意想不到的飞跃：我们的全球社会开始脱离长达250年的工业革命，正在步入以韧性革命为特征的新时代。
如果说中世纪的人们重视虔诚和相信天堂的救赎，现代的人们崇尚勤劳和无限的物质进步，那么即将到来的时代则处处体现出韧性，以及将人类重新调整到融入地球的节奏中。
韧性时代就在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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